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总第１２２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Ｂｅ扣ｎｇ Ｕｎｗｅ￣ｉｔｙ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ｏ．２，２０１５ ｇｅｎ．Ｎｏ．１２２ 论２Ｏ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结构变动及其影响 吕 洋，阿思根 （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通辽０２８０４３） 摘要：２０世纪以来，蒙古族聚居区社会发生了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其变动脉络基本与国家整体社 会结构变动相一致。这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对蒙古族生存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 有消极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结构变动；变动脉络；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６６２７（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６３—０３ ２０世纪以来蒙古族地区发生了几次社会结构变动，只有准确把握历次社会结构变动的脉络，才能客观揭示当 代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才能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条件下蒙古族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 一、清末至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 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社会进化论学派代表人物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较简单的 形式向较复杂的形式进化，各种文化虽然不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同时代的文化尽管发展速度有 快慢不同，但都得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逾越… ）。可以说，蒙古族社会遵循了社会发展规律，２０世纪以来 已历经几次大的社会结构变动。历史表明，每次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都随着国家整体社会结构变动而来，其结构 变动过程几乎与国家整体社会结构变动步伐一致。这是分析探讨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时必须明确的 前提。同时，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在其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流动时，也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２０世纪以来，蒙古 族社会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每次蒙古族社会结构的变动都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其中清末至 １９４９年以前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动，对蒙古族生存和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且影响至今。 清朝与民国交替时期，是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大变动时期。辛亥革命使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土崩瓦解，但是 取而代之的不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制，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 洋军阀集团的黑暗统治。在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下，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农民阶级。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袁 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就占有土地４万亩，张作霖在东北占地１５０万亩 ＿（ ’。此时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 和丧失土地的境地，社会上出现无数失地的流民，成群结队地寻找生存空间。此时清末业已开始的“移民实边”政 策便被北洋政府承继下来，而且推行力度比前者更甚，成千上万的内地移民便涌向塞外。“清及民国时期，以汉族 为主体的内地人口，向内蒙古地区大规模迁徙定居，历时三百年。从迁移范围看，在东起辽东边墙，西至嘉峪关的 万里长城一线，呈全线迁移之势，移民源更跨鲁、冀、晋、陕、甘五大内地行省，涉及地广，在中国近代移民史上独一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蒙古族聚居区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社会稳定研究” （１３ＢＭＺ０８２） 作者简介：吕洋（１９６６一），女，内蒙古扎兰屯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聚居 区社会问题研究；阿思根（１９５５一），男（蒙古族），内蒙古扎鲁特人，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社会问题研究。 ６３ 无二” Ｊ（”。到１９４９年，仅内蒙古范围内的汉族人口就达到５１５．４万人，相当于蒙古族人口的６．１７倍。“经过汉 族移民，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结构、行政制度、经济布局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由单一的蒙古游牧社会转变为蒙汉杂居， 旗县并立，农牧双兴的多元化社会””“ 。近代蒙古族游牧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大量内地移民涌入是导致 内蒙古游牧社会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力推进的蒙古族游牧社会结构的变动，自始至终不是单方面进行的，必然带有蒙古族社会内部一些因素的作 用。此时，蒙古族社会内部危机重重，主宰这些地域的王公们为了偿还因奢靡生活而欠下的陈债 Ｉ【 ，积极应对移民 浪潮，以出卖草原的恶劣行径，心甘情愿地掀开了大量“出荒”内蒙古草原的大门，这也成为拉动内地移民到内蒙古开 垦的一个内在因素。据记载，在放荒高峰期，仅就哲盟为例，其全境为７０７ ６００方里面积，而放荒面积已达到２７３ ０００ 方里 ＿ 。为了一时利益和短暂享受，（对后果不暇理性思索而蛮干到底的行为方式，也是蒙古族游牧社会结构变动 的内因之一。在中国，一面是大量无地农民四处寻找生存空间，另一面是几乎看不到人烟的广阔空间（实则在这些空 间中有规律的游牧活动正在进行），这种极不对称的国家人文地理资源配置，必然激起当时政府官员和农耕民族的强 烈开发欲。这种客观配置和主观愿望所碰撞的结果决定了蒙古族游牧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 这一社会结构变动之后，蒙古族游牧社会便进入失序阶段，导致原住牧民与移民农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不久 现人口饱和、资源紧张、匪患猖獗和长期的军阀混战局面。塞外的这种政局，“使政府的控制能力虚悬搁置，进而致 使移民社会的新旧两类矛盾处于失控状态，引起整个社会的上下颠簸” ｌ（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蒙古族游牧｝１： 会和汉族移民社会同时进入了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重组阶段。通过漫长时间的演化和整合，内蒙古蒙古族聚居区 从经济形态上逐渐演变成三种不同经营模式，即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从三种不同经营模式的人口分布状 况看，“现在内蒙古农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１３．６％，蒙古族总人口的１８．６％是居住在农区；内蒙古半农半牧 面 积占全区总面积的１６．４％，蒙古族总人口的５６．３％是居住在半农半牧区；内蒙古的纯牧区占全区总面积的６０．５％， 但那里的蒙古族人口只占蒙古族总人口的１６．３％。可见有３／４的蒙古族是经营半农半牧业和农业的，从人口总数 来说，农业已成为蒙古族的主导经济，这种格局在清末时已经形成了” “ 。经过长时间的社会重构，蒙古族游牧 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开始走人半农半牧和农业社会，而且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蒙古族社会结构大变动，不是游牧社会自身发展需要引发的，而主要是内地社会经济危机 引来的，是使蒙古族传统游牧经济基本瓦解，蒙古族社会主体从传统游牧社会转变为半农半牧社会及农耕社会的 大变动，使蒙古族经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演变。 二、１９４９～１９７７年的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 蒙古族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于１９４７年５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 方——内蒙古自治政府。１９４９年１Ｏ月１日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更名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的成立对蒙古族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新中国成立６５年中，阶级阶层重构过程不是平坦而顺利的。 这种政治体制单极和社会成员的日益趋同化，使得整个国民被固定在“Ｔ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四位一体的阶 层划分格局中。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强化，使得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脯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 差别）的边界更加清晰化。在中国的这一社会结构变动时期，蒙古族社会整体上也是与此保持一致的，但伴随着一 些自身特征，那就是在城乡“断裂性” “ 结构中，与世隔绝地从事着传统的畜牧业和农业经济。 １９４７年５月以后，特别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政权的成立，一批蒙 古族居民也随之出现在城镇里，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一批由军人转变为民族干部的群体随之留在城 镇，接着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社、民族报纸杂志社等相继建立，又造就了一批城镇蒙古族干部、丁人和知识分子。也 就是说．他们是从原来牧民和王公这两个阶层中分化 来的城镇第一代蒙古族居民。１９４９年前后，最早蒙古族城 市居民只是少数近现代蒙古王公贵族和僧侣喇嘛，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总人口比例极低。当时蒙古族城市人口不 超过其总人口的２％，这一时期蒙古族城市人口始终排在汉族、回族、满族之后” 。 这次社会结构的变动对蒙古族社会未能带来具有现代和开放意义上的“社会流动”。蒙古族主体通过内地移 民的冲击和新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广大乡村地区重塑了以往不同的民族社会结构，但其社会还相当封闭，其中传统 的畜牧业和农业经济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 Ｉ，特别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几乎处于停顿 状态。这时候只有先赋性规则担当社会流动的主体部分，而开放性社会的后致性流动规则仍未发挥作用。在国家 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 层”基本框架内，又衍生出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民族阶级阶层的名称和称呼，如牧民、半农半牧民、牧主、民族知 ６４ 识分子等。不过，这些社会阶级阶层除带有一些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与国家整体社会阶级阶层相同。 三、１９７８至今的蒙古族社会结构变动 １９７８年ｌ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次变革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次及政治 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随之出现一次具有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含义的社会结构变动。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 会结构的分化，催生了诸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为十大社会阶 层＿９』（。－８）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也直接影响和推动了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结构的阶层变化，除了 由民族性所造成的一些特殊因素以外，基本上与国家整体结构阶层分化相同。 蒙古族村落在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村落经济繁荣景象，使蒙古族农牧民逐渐 摆脱以往的贫困生活，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这与现代性社会模式相距甚远，社会系统的许多指标处在传 统社会系统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体系还是处在酝酿和发育阶段，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两种障碍因素，已 成为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一是家庭承包制的限界性问题。蒙古族村落社会也与内地村落基本相似，村 落土地的有限性和人们发家致富欲念产生了矛盾。农牧民们发现，除了解决温饱问题外，在这种有限的承包地上 建构小康或富裕生活是不可能的，在第一轮承包期他们几乎都过着原地踏步式的温饱生活，这种对未来生活期望 值与现实之间所出现的差距，直接推动了蒙古族农牧民的进城打工高潮。二是地方政府和村落行政机构对家庭承 包制的冲击。这一时期农业税、“提留”及各种摊派接踵而来，使得广大农民不堪重负，不得不“撂荒”出走或者采 取转承包给他人方式逃避地方政府所规定的各种税赋和摊派。这一时期农村政策的走样，也是广大蒙古族农牧民 进城打ｌ丁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０００年起，国家出台了免除农业税和各种补贴政策，从此，那些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又掀起了回乡重拾土地 的浪潮。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回乡农民工和村干部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随着蒙古族村落社会生态环境的进一步 恶化，特别是随着部分蒙古族村落的解体 ，对许多农民工来说承包地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即使能分得一份 承包地，大多也是不毛之地，许多村落出现一批彻底破产的新生代农牧民群体。这种现象对蒙古族村落带来两个 方面的影响：一是村落里出现大批剩余劳动力，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造成困难；二是大批破产新生代农民的出 现，也为他们流向城市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迎合了飞速推进的城市化浪潮。 当然，“无农牧业税”时代也不能完全保证蒙古族村落社会的繁荣富强。由于村落社会结构中所遗留的一些消 极因素继续发酵等原因，使村落社会结构出现了以“两级分化”为特征的阶层分化。同时，越来越多的中等户沦为 贫困户，特别是被村落有限生存环境所挤出的过剩劳动力激增，使村落社会结构变动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状态。这 些必然推动过剩劳动力走出去谋生，他们几乎都选择了进城打工之路。这种现象看似民族地区城镇化加快，实则 对打工为基本生存手段的蒙古族民众来说，不能算作真正的城镇化。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以来出现的三次蒙古族社会变动都有不同特点，对蒙古族生产生活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其中蒙古族游牧社会向半农半牧转向的社会大变动，对蒙古族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进入２１世纪后蒙古 族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把蒙古族引向现代社会，也对蒙古族的繁荣富裕带来极大希望。 参考文献： ［１］林耀华．民族学通论［Ｍ］．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沙健孙，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 ［４］ 孛儿只斤・布仁赛音．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Ｍ］．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 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Ｍ］．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６］ 孙立平．断裂——２０世纪９Ｏ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 王俊敏．蒙古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以呼和浩特蒙古族为例并与其他民族比较［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５） ［８］ 蒙古概况导游词［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ｒ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５３２４１８３０．ｈｔｍ１． ［９］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Ｏ］阿思根．蒙古族村落社会生态演进历程与过剩人口的出现［Ｊ］．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１３（５）． 【责任编辑马明德】 ６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