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

刘献彪(潍坊学院中文系教授潍坊261000)

《江汉论坛》2006.7

论“年纪”，中国比较文学已是“百岁老人”，走过了百年的路程。百年学程，贯穿着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比较文学的思想与理论。在这条主线上.记录了几代学人为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历史留下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艰苦奋斗，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不可磨灭的脚印。

百余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的过程，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过程。从地域角度言之，比较文学在中国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从外国移到中国。是外国与中国相结合、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过程。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言之，比较文学的思想理论在中国，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从近代才开始产生。因此，研讨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的新进展，首先应简要地回顾下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就世界范围而言，百余年来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法国学派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的第一步。第二阶段以美国学派为中心，以平行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的第二步。第三阶段以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为中心，以沟通、对话、互识、互补、协作、共建全球多元文化为主旨，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的第三步。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季羡林、杨周翰、乐黛云一批老、中、青学者为代表，全面地打通了比较文学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和东、西方平等对话的桥梁，开展了以沟通、对话、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为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和人文精神做出了无可争辩的业绩，谱写了中国比较文学新篇章。尤其是以乐黛云、曹顺庆为代表的杰出学者，以全新的眼光和姿态挑战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强调重新审视比较文学的目标、观念、方法、学科定位，既反对“欧洲中心论”，也反对“东方中心论”，倡导在全球和多元文化视野相融合的基础之上，寻找比较文学的新起点，创造比较文学的新时代。让传统意义的比较文学发展为现代意义的比较文学，并把比较文学推到一个空前的崭新的阶段。

就中国范围而言，百余年来的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史，也同样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发端于近代；发展于现代；复兴于当代。

近代学者梁启超，王国维等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和启迪，根据中国实际的需要，把外国比较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学研究思想和现实相结合，使比较文学不断朝着外国与中国接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方向迈进。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梁启超、王国维、林纾等学者和翻译家。他们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最旱的开拓者

梁启超最早注意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文学是无国界的”，研究文学不能“限于本国”的见解；王国维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对《红楼梦》进行研究；苏曼珠则以李自、李贺比拜伦、雪莱。他们这些研究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当然还不完全符合比较文学的原则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接触到中西文学关系的比较，已经突破了国界和语言界限。因此，可以说从他们开始揭开了中国比较文学思想理论的序幕

五四前夕，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著作，初步接触到“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方法，确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爱国主义方向。“五四”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当时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茅盾等，都自觉地引进西方文化思潮，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研究中外文化、中外文学的关系和异同。由于他们的努力，开拓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特别是吴宓，他从美国归来，在清华人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研究”，不仅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比较文学研究人才，而且打开了比较文学进入中国高等学府的大门。笔者以前曾经拜访过钱钟书、杨绛、李赋宁、田德望等教授，他们对我国最旱

从事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吴宓教授都深表怀念。他们认为吴宓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家和先驱者是当之无愧的。

从30年代到4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更全面、更广泛的发展。在学术界和翻译界不少学者和翻译家都致力于比较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如范存忠、朱光潜、钱钟书、陈受颐、陈铨、陈之佛、向达、朱谦之、方重、戴望舒、傅东华等等，他们就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中英、中德、中日文学的关系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同时翻译介绍了国外著名比较文学家的专著。如陈受颐的《13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梁超伟的《日木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方重的《18世纪英国文学与中国》等都在某一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历史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傅东华、戴望舒两位著名翻译家在这期间先后翻译了洛里哀(一译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梵·第根(一译提格亨)的《比较文学论》。这两部专著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时在中国推动比较文学理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比较文学在中国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人们称这个阶段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或“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我觉得非常恰当。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带来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个时期，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得到公开的提倡，同时得到新的理解和评价。据赵毅衡统计，1978年秋至1980年秋，仅仅两年时间就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60篇文章，论数量并不算多，但比起1950年至1978年长达29年内所发表的比较文学论著而言，那就很可观了。季羡林的《漫谈比较文学史》，赵毅衡的《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李赋宁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谢天振的《漫谈比较文学》，应锦襄的《浅谈比较文学》等等，都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有价值的见解，积极提倡比较文学。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人批学者的论文、专著、教材以及各种比较文学的学术实践活动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比较文学思想与理论。其中特别在乐黛云、饶芃子、陈惇、孙景尧、曹顺庆、谢天振等学者身上得到最为集中、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体现。20多年来，乐黛云等的比较文学之路，既是中国比较文学专家者之路，又是比较文学学科思想理论建设之路；既是比较文学提高之路，又是比较文学普及之路；既是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之路，又是比较文学实践应用之路。因此，他们既是一流的比较文学理论家和学者，又是一流的比较文学建设者和实践者。从8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开始到现在，他们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路途中，一直在默默地、忘我地播种耕耘。他们每向前跨一步，也就是说，每发表一篇论文或出版一部著作，或发表一次学术讲演，乃至参与、操作的各种比较文学学术活动，都为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比较文学三代学人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和有目共睹的历史业绩告诉人们：任何一位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只有当他自觉地全身心的投入，并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智慧和比较文学精神、目标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的人格精神和学术光辉才得到升华，并为学科建设做出杰出的贡献。乐黛云他们正是把自己融入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之中，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克服各种困难，团结同志，推车拉磨，一心奉献，不断进取和创新。

文学史告诉我们，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创作活动不属于作家自己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乐黛云他们在比较文学中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活动也不属于自己而成为一种比较文学现象。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乐、饶、陈、孙、曹、谢比较文学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引起学界注意和重视。季羡林先生为此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2001年季又在给笔者的亲笔信中说：“以学科而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的兴起是比较晚的，在中国则更晚，然而一旦兴起，就立即显示其活力，转瞬成为世界显学。比较文学而没有中国是残缺不全的，在这一方面，以乐黛云为首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功不可没。”季老这番话是对以乐黛云为首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所作贡献的科学评价，我们应该十分珍惜。

20世纪，比较文学在中国尽管历尽曲折与坎坷，但终于成为一门显学，这是历史和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学科理论而论，中国学者既关注、了解世界各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学术前沿并与之接轨，做出相应的研究；又注意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的实际问题，如对中国古典及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相互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明研究、形象学研究、译介学研究、东方文论、中国文论跨文化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华裔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中法文学关系、中日与东亚文学比较研究、人类学研究、传播、应用、普及、教学建设和学科史等研究。这种深入研究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与国际比较文学接轨，另一方面在传统研究领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表现在研究成果上，继钱钟书的《管锥编》、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集》之后，乐黛云、饶芃子、陈惇、孙景尧、曹顺庆、谢天振等一人批学者发表出版了许多有创意的突破性的学术著作和教材。例如《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乐黛云著)，《比较文学》(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简明比较文学》(孙景尧)，《比较文学论》(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学》(曹顺庆主编)，《译介学》(谢天振著)，《比较文化学》(方汉文著)，《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等等都为比较文学思想理论的提高和创新作出了贡献。

新世纪以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多元化、信息的网络化，以及高科技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冲击和影响着每一个人，影响和改变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取向乃至感情和精神状态。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清楚看到：新世纪正在改变比较文学；正在给它开拓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生存发展空间、研究探讨空间、服务应用空间以及价值作用空间，并重新确立其目标体系、理论体系、工具体系、应用体系等学科体系。如果说一百多年来历经曲折与坎坷，终成显学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主要是争取生存与发展权和学科的合法地位的话，那么21世纪它的目标则不仅是争取生存发展权与学科的合法地位，而且是进一步构建其思想理论体系，开发挖掘其丰富的潜在的文化、文学、人文精神资源，发挥其服务人类和时代的桥梁作用，提升其学科的科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而在这方面，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做出了独树一帜的杰出贡献。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

《比较文学学》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新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新范式，打破过去历时性描述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模式，从共时性角度重新整合已经存在的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理论资源，比较文学存在的理论问题在“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上融通，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重新切分为四个方面，即：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总体文学学。

首先，《比较文学学》认为“文学跨越学的提出是由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以前国内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时都过于表面化，甚至言不及义，不能真正达到比较文学内在的基本规定性”。那么，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曹顺庆认为：“我们可以将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归结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跨越性。它一方面说出了所谓开放性或者边缘性所具有的涵义，另一方面也最为恰当地表达了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征。”跨越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跨国研究”、“跨学科研究”、“跨文明研究”等等

其次，《比较文学学》认为文学关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世界性的开阔眼光”来描述文学发展的纵横结合在一起的网状结构，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学发展的状态学的研究范畴”，“我们视野中的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学研究追求不同国家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并从实证性来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原则和范围；它还力求从横向的视角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并和纵向的国别文学史研究相结合，从而对文学发展的状态和文学发展的动力模式加以新的解释和描述”。

第三，《比较文学学》认为“文学变异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新视角”。之所以提出这个研究范畴，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是“从人类文学史的历时发展形态上，不同文学体系间在横向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文学新质，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其二是从“在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学研究依然是存在的”。其三是“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

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是包括了文学史的实证研究和文学审美批评的研究”。

第四，《比较文学学》认为“总体文学学”研究领域“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从比较诗学到一般诗学的研究；二是对文学人类学和总体文学的研究”。

百余年来，中国几代学人，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吴宓；从鲁迅、吴宓到季羡林、杨周翰；从季羡林、杨周翰到乐黛云、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一代接一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气候，独特的传统作为新一代比较文学学者的曹顺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在我看来，他在研究探索构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路途中，始终表现着一种自觉的意识，执着的追求，挑战的姿态，强烈的学科使命感。这是最可宝贵的学者思想和品格。中国现在非常需要这种思想和品格。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尤其需要大批这样的学者来创造光辉的明人。

什么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目的?为什么研究比较文学?早在十多年前，曹顺庆就强调指出：“我一贯认为比较不是理由，只是研究手段。比较最终的目标是应当探索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寻找各民族对世界文论的独特贡献，最终融贯建立一种更完善的文艺理论体系。”①我认为，曹顺庆这种学科思想，一直推动着他前进。他带领他的博士生群出版的几部著作，尤其是最近出版的《比较文学学》，正是他为了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是他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进展所做的又一巨大的杰出贡献。

注释：

①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