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第32卷第4期　　2006年9月

JOURNALOFQINGHAINATIONALITIESINSTITUTE

(socialsciences)

VOL.32　NO.4

Sep.2006　

略论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张　科

(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摘　要:本文认为,董仲舒在吸收诸子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的理论体系,由于与所处的时代相切合,其政治学派便登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关键词:西汉;董仲舒;诸子思想;整合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47(2006)04-0059-05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汉广川(故赵

地,属今河北省枣县)人,精研《春秋》,广及群经,不仅博览先秦诸子著述,还深究神仙学术之学,学识宏大精深,时称“汉代孔子”、“群儒首”、“儒者宗”,汉景帝时选其任博士之职。他治学极专,“读《春秋》,专精一思,”《汉书》本传称其“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亦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一生中著述颇丰,但大都亡佚。现存著作仅有《春秋繁露》、《史记・儒林列传》,以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材料。在上述史料中,《汉书》本传中所录的《贤良对策》即《天人三策》,依班固之言,皆属“掇其切当世施朝政者著于篇”,是“上疏条教”百余篇中的精品;《春秋繁露》是现在能见到的主要著作,全书17卷82篇,以上合而构成其思想的主旨。由于受政治和学术背景的催动,董仲舒对诸子思想的吸收、容纳的痕迹清晰可见。本文在承借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稍参己意,就董仲舒对诸子思想整合作一探析。

一、董氏思想整合的历史机缘

汉初,统治者选择了以老子学说为主、兼取百家、并加进新时代精神的黄老政治学说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几十年后,政治环境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所言“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但黄老之学中的消极思想(如

收稿日期: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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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无为”、“因循守旧”削弱了它在一个复杂文明社会中的能动性。黄老的君人南面之术以其策划、谋略和权术的方面决不是足以向社会民众发动号召、宣传的那种东西。它以‘道’为本,遂使仁、爱、孝、义等社会基本价值丧失了‘本’的至上意义,其反人文或反文明的倾向,又大大降低了它充分利用文化影响和思想之力量的可能性。”正由于黄老学之旨趣、价值观,难以为是时世俗社会所认可,因此,也就不可能显出精神凝聚力、统摄力,从而为新型的封建政治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持。而且,黄老政治的多年推行已滋生诸多事端,纵容了社会矛盾的膨胀。具体表现在:政治上,西汉前期,分封于各地的诸侯王不仅封地大而且有较大的独立性。在封国内是最高统治者,有自己的纪年,皆自治民众政治,断狱治政。诸侯势力膨胀的结果,使中央皇权相对减弱,以致形成干弱枝强、“尾大不掉”的政治危局。对此,贾谊曾在上疏中尖锐指出:“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并提出应“众建诸侯之少其力。”但因未被统治者及时采纳,终至酿成七国之乱。此外,地方豪族势力也在“无为”政策的荫庇下日益壮大,以致“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经济上,富商大贾冠盖相望,豪强兼并日炽。文、景帝时对盐铁等工商产品采取放任政策,致使商贾富豪势力得以发展,而小农经济纷纷衰竭。针对此情形,政府虽采纳晁错的入粟拜爵、减民田租的办法,但始终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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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科(1972-),男,四川达县人,青海民族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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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兼并之风的蔓延。

以上示明:由于封建地方势力、富商大贾的发展已危及到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的政令施行,成为当时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加之与北方匈奴的矛盾已发展到白热化程度。上述矛盾的激化,致使社会瓦解、政治失控,而无为的黄老之术对此容让姑息,不可能采取积极的态度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因此一味地施行黄老学说,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观念。

“实现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还必须有理论论证。”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时,允准时任丞相卫绾的建议,即“所举贤良,或治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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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这一主张得到汉武帝默许,并于建元五年,设太学,“置五经博士”,独擢儒学为国家政治学说,以终结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现象,初步实现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至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的病卒,黄老的大支柱倒了,武帝遂加快了崇儒步伐。“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此举动,致使[7]“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元光元年(前134年)三次下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至极谏之士,策问贤良文学之士,“欲闻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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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至论之极。”让儒生对天人关系(“灾异之

)、)等问题变”统治之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予以理论性阐述。申公谓:“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这无疑不切合之旨意。后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立足于当时的政治现实,竭力“窥见武帝圣意”,在应诏的第三对策中,大胆地抛出了“更化”(即摈弃汉初“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统治政策)的主张,为汉武帝提供了一个较系统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君主专制政治的施政纲领,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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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可

(所谓大一统,就是见,一方面,董仲舒把“大一统”

一统于皇帝,意即限制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阐释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真理,理所当然的事。另一方面,董氏认为,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政治动乱,欲维护政体上的统一,就必须结束“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局面,以便形成一统的思想。一尊儒学,屏退百家,把“孔子之术”定于一尊,企望以此来统纲纪,明法度,维护王权的权威和保证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转。显然,经专治公羊学的董仲60

舒改造基本能满足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儒学正汲汲于“有为”的汉武帝之下怀,因其理论论证的有力,促使武帝坚定了实行这一政策的决心,从此儒家的政治思想转化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经多年的艰苦探索、努力,即通过抑黜百家,尊崇六经,彰明儒术,汉王朝终于实现了官方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换。

从上可知,董仲舒整合诸子思想所需的条件已成熟,秉承这一历史机缘,在承继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求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和再创造,广摄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将其思想、方法有机地融于儒学,赋予了儒学以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使儒学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整合。

二、董氏对诸子思想的整合

面对西汉中期的经济、政治形势,董仲舒以加强大一统封建王权统治为己任,通过阐释、演绎《春秋》所记具体历史事件,张扬儒学所理解的社会历史的普遍原则,对圣人经典尽力作出符合现实政治、封建意识形态需要的解释。在明倡儒学、坚守儒家的基本内容、立场的前提下,对诸子之学进行辨识、剖析,不囿于一家之言,广纳博采,贯综百家,熔铸成一个集社会、自然、宇宙于一体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儒家思想得到丰富、改造和发展。

(一)董仲舒既承袭了先秦儒家的“德治”学说,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法治”学说,把二者结合成刑德并用。他力主援法入儒,以仁义教化为根本,“刑罚”为辅助手段。“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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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异域,其用一也。”“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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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秦朝速亡,使董仲舒意识到:单纯依赖刑罚治民无助于强化封建统治,须借助孔孟仁义治天下的学说实行“德治”,并运用阴阳学说的“无类比附”作为论证。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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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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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凭依天道观上的阳尊阴卑论,推导出君主上法于天,天是有意志的主宰,是任德而不任刑的,故君主当遵循天道治国,以“德化”为本。这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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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张与孔子的仁义学说无大的差异。这里需指出的是,“任德不任刑”是从扭转以严刑苛法治民的障弊出发,强调“德治”的教化功能;“不任刑”并不排斥刑罚,只是认为不可专任刑罚。董仲舒以阴阳四时喻德刑不可偏废,把“德治”与“法治”看成是车之两轮,共行而不悖,认为“天道之常,一阴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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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倡言德刑共举,威惠兼施。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君主所以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权则君贱,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君贱则臣叛”。唯此,才能“附其民”,“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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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言及“教化”时,董仲舒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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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刑罚不能胜者,其隄防坏也。”这里,将教化喻为隄防,其实质是防范万民的“隄防”,这道“隄防”,比单一纯粹仰仗于刑罚要合理得多、平稳得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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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达到“天下人同心归之”的境地。董仲舒在力主“德”、“刑”并举时,还要求善用“权术”。“为人君者,其要贵神。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是故视而不见其形,听而不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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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所谓“贵神”,即君主要使臣下莫测,这恰为法家以权术管控臣下的传统方法。董仲舒还认为君王应牢牢握住权柄,推行“势治”。“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如是,君主才能使其统治地位更牢固。由上可知,董仲舒对法家之兼采,首先是对之施以一番儒家的改造工夫,褪去其“专任刑”之色彩,汲取其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内容,以使其服务于儒家所力倡的王道政治,使法家的威、势、刑理论成为礼治德教的佐料。

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刑德观,基本上沿袭了周公“明德慎罚”、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而不同的在于他所设定的理论中糅杂了众多学派的思想内涵即阴阳家的阴阳刑德理论、法家的刑赏学说,以及黄老学派的某些观点。这种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综合诸子思想而构成带有“中心性”的“德主刑辅”说,彻底改造了儒家学说的空疏化倾向,它不仅为是时的社会寻找到一条最好的发展轨道,而且成为“汉以后法律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时悠久的封建刑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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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当然,在封建专制制度环境下催生出的学说,无疑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君权,因此,不能过分拔高其作用。

(二)对阴阳五行说的继承和改造。“关于阴阳、五行、灾异、符瑞等议论,遍于《春秋繁露》、《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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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对策》、《春秋阴阳》等著作。”这充分表明董仲

舒对阴阳五行说的融合程度之深,以致《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中言“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盖非虚言。首先,对前人阴阳五行说的改造,其中最直接的是将五行的次序改正为木、火、土、金、水,并认为“土者,五行之主也”,“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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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这一改造动因缘于汉朝与土德之制相符。无疑,董仲舒阴阳五行说的政治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从中看出,董仲舒不单单机械地吸取前人的阴阳五行说,而是把阴阳五行运用到政治生活之中。其次,援阴阳家学说入儒学。他凭借阴阳五行来传达、贯彻儒家价值理念,并赋阴阳五行以道德属性。如谓:“故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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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甚至把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等“五官”,仁、智、信、义、礼等“五常”,与“五行”相比附,说什么司农尚仁,取法于木;司马尚智,取信于火;司营尚信,取法于土;司徒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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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取法于金;司寇尚礼,取法于水,使阴阳五行伦理化。董仲舒一方面神化天,认为“天”是至善的道德化身,用孔子仁学思想来解释“天”,赋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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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的底蕴。他一再说:“仁,天心”,“察於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于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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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限度内彰显人在自然中的重要性。如谓:“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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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不可一无也”。又“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人,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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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上参天地”。不难看出,他将人类社会与天地宇宙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没有人是不行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对自然、对天的参预能力。在“天人感应”的理论模式中,凸显了“人”的作用,强调人可以通过积极努力扭转和改变某些东西,使作为感应一方的人变成主动因素,这就淡化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灵光。这里,董仲舒所言天之道德义是借助“天人感应”、“天人相副”论,“将人世道德秩序作为道德之天的摹本,以天道之必然为人道之应然立法”,其中虽充斥荒谬之论,但它却使阴阳家或道家那种超然人上、寂寞寡情之自然法则具有了与人类一样的情感,人的自身价值求助于天得到体现,以荒谬的形式彰显了人的能动性。

总之,董仲舒在搭建儒学理论大框架的过程中,大量地依据和改造了阴阳五行家学说要义。阴阳五行说“为董氏学说的理论框架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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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结构。”虽然阴阳五行说的融入使儒学体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儒家的属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得以张扬。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孔子继承远古所提出的仁学结构主要便是通过汉代一系列的行政规定如尊儒学、倡孝道、重宗法,同时也通过以董仲舒儒学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才真正具体地落实下来。尽管董仲舒的儒学和五行图式与孔子学说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孔子提出的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血缘基础、心理原则、治平理想、实用理性、中庸观念等等,却都是通过这个阴阳五行的系统图式而保存和扩大了。”

(三)采择征引道家的某些思想,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主要体现在“无为”论的取舍上。先秦老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是“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存在,将“道”引入政治领域中,便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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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实质为无为而治。庄子从天人关系上进一步阐述“无为而治”的重要性,认为:“无为而尊[33]

者,天道也,”“主(人主)者,天道也。”也就是说,君主既然代表着“天道”,就应依“天道”而行无为之事,亦即“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董仲舒依据老庄“天”或“道”的法则来神化天,以天道论人道,推衍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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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主张人君效法天道,实行无为而治,自己处在无为之位,通过百官去治国理民,就自然能做到功成名立,即君王取法天,以无为为道。这与《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脉相承。但是,须强调指出:董仲舒所言之“天”,不在是非道家自然之天,而完全生化为具有主观道德属性的天,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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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志仁,其道也义”便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他那里,阴阳、四时、五行的运行皆赖于道德的要求,法天行无为之道体现着仁的精神,即“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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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同时,董仲舒所言“无为”不及道家讲的“无为”范围宽泛,它仅限定在君主身上,但从含义上说要比道家讲得更透、更细,“反映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汲取道家思想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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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特色。”

(四)董仲舒对墨家学说的吸收、改造。墨子宣扬“兼相爱,交相利”。这体现出墨家的两个理念:兼爱和重功利。这两个方面,在董仲舒思想中都有反映,如谓:“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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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又谓:“质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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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下至於鸟兽昆虫莫不爱。”众所周知,先秦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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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爱人,以亲亲为基础,爱有差等,孟子曾批评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表面看来,董仲舒不仅没有特别强调爱有差等的原则,反而大讲博爱,言近于墨,但董仲舒言“爱”,是基于天生之“仁”,并不僭越亲亲、尊尊之礼,这便与墨家以现实物质功利为基础的、无差等的“爱”相去甚远了。西汉中期,国力强大,统治阶级充满着建功立业之精神。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的反映,董仲舒的思想中也为“功利”留有一定位置,但却把它牢牢置于“义”的统率之下,如谓:“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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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从中不难看出,在董仲舒眼里。义更为重要,唯有明义才能得利,抛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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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富莫能自存。”主张以义统利:“仁人者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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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这无疑是用儒家思想对墨家义利观即以利释义进行了改造。

在“天志”方面,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不仅主宰着宇宙万物,而且还主宰着人类社会。因此,人们的言行要符合“天”的意志,决不能违抗。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如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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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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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董仲舒那里,天意同样主宰一切:“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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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礼之终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在二者的思想中,天都被“人格化”,成为有意志、君临一切的人格神。由此可见,董仲舒之受墨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了。当然,两人利用“天志”的宗旨并不尽相同,墨家讲“天志”,是为其“兼相爱、交相利”辩护,“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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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董仲舒则给儒家纲常伦理学说披上神权的外衣,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从以上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董仲舒的“天人”观与墨子的“天志”理论在宗旨上存在本质差异,但在董仲舒“新”儒学的理论框架中的确吸收了墨家学说中的“天志”要义。因此,有人认为,“墨家‘天志’说所给予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实乃精神。”除上述外,在董仲舒思想中,还汲收了墨家学说中的“尚同”等内容。

由此可见,董仲舒在构建新儒学体系时,无论在理论框架抑或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曾积极地吸收了阴阳家、法家、道家、墨家学说中对己有用的成分,由此明显地呈现出开阔的兼容并收的重要特征,使新儒学既保持了传统儒学的基本格调,又映射出时代风貌;既植根于传统社会,又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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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理论与时代的关系时,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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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董仲舒新儒学正是应时代之需,登上意识形态“独尊”地位,成为大一统王朝统治思想的。

自战国末始,思想家们就在努力寻找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点,直至董仲舒才完成这一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的结果主要导致:第一,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地位。通过董仲舒的整合,使“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从此,儒学成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经典,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治国方略。这个治国方略,以后虽有所修补,但基本精神却终封建社会而未变。第二,是对多元文化的压制、扼杀。“阻碍学术发展的,是专制政治;决定学术发展方向,是专制政治下的社会动态与要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政权并立,各家各派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平等竞争。后来,随着封建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强化,先秦时的百家争鸣一变而为西汉时的一家独唱,其于学术文化所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思想只有在多元的共存、比较、碰撞中才能健康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作为主流的、指导性的思想固然是需要的,但主流不应排斥、扼杀支流,而应容纳之,否则,主流也就成无源之水,难免枯竭。换言之,主流的、指导性的思想,绝不应是独裁的、单一的思想。儒学,在先秦曾是何等的辉煌、宏博,经董仲舒一捧,成了政治的附庸,君王的工具,地位虽然提高了,却干瘪了。它打垮了对立面,同时也最终打垮了自己。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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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星全成)

APreliminaryInvestigationontheVariousSchoolsof

ThoughtIntegratedbyDongZhongshu

ZHANGKe

Abstract:ItisheldthatinthispaperDongZhongshuconstructedatheoreticalsystemwhichregardedConfu2cianasthemaincontentsandcoreonthebasisofdevelopinganddiscardingthevariousschoolsofthought.Be2causeit’stheoriesarecompatiblewiththetimes,it’spolicaltheorymountedthethroneofstateideology.

Keywords:theWesternHan;DongZhongshu;thevariousschoolsofthought;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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