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英译的文化障碍探析

中医英译的文化障碍探析

杨勇萍姚丽娟毛和荣章程鹏郝建军

（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5）

摘

要：中医学与西医学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其学术体系、思维方式与诊疗方法各异其趣，似乎有不可通

约之感。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借助于中国古典哲学建构其理论基础与学术语言，形成了中医理论医哲交融的独特特征。由于古代中国医者与儒士身份同构，医儒身份同一使得中医学的语言表达极具文学色彩。因而，体系迥异、医哲交融及文学表达构成了中医英译的主要文化障碍。关键词：中医翻译；文化差异；文化障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114（2014）02-0059-03

ExplorationintotheCulturalBarriersintheTranslationofTCM

YANGYong-ping&YAOLi-juan&MAOHe-rong&ZHANGCheng-peng&HAOJian-jun

Abstract:Originatingfromdifferentculturalsystems,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andwesternmedicinehavetheirdistinctivecharacteristicsinacademicsystem,thinkingpatternandmethodsofdiagnosisandtreatment.Greatdifferencesbetweenthesetwomedicalsystemsseemtomeanitisimpossibleforthemtocommunicateintheacademicfield.Moreover,TCMhasauniquefeatureofblendingthethoughtsofmedicineandphilosophyasitstheoreticalbasisandlanguagearebuiltonChineseclassicphilosophy.Inaddition,thefactthatmostofancientChinesedoctorswerealsoConfucianscholarsleadstothedistinctiveliterarycolorofthelinguisticexpressionofTCM.Hence,thedisparitiesintheoreticalsystem,blendingthemedicalandphilosophicthoughts,andliteraryexpressionconstitutemajorculturalbarriersinthetranslationofTCM.

KeyWords:translationofTCM;culturaldifferences;culturalbarriers.收稿日期：2014-04-07

作者简介:杨勇萍（1982—），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在读博士，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化、跨文化传播与翻译。

基金项目：2013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青年项目）“中医语言的特征及其对中医翻译的规约”(项目编号：13q07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作为民族医学与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也日益走向世界，中医英语翻译遂成为中医药学走向现代世界的桥梁。然而，中医英译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医英译绝非易事。孕育于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中西医学不仅学术体系迥异，而且思维方式与诊疗方法各异其趣，似乎有不可通约之感。同时，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以中国古典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与学术语言，形成了中医理论医哲交融的独特特征。再者，由于古代中国医者与儒士身份同构，儒者的风雅使得中医思想的表达极具文学色彩，陡增后世译者翻译的难度。因而，体系迥异、医哲交融及文学表达构成了中医英译的主要文化障碍。

一、体系迥异

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东西方文明独自孕育的产物。然而，两种医学的学术体系之间不但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还清楚地打着各自发源地的印记。正如著名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指出的：“中国人以他们的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的迥然不

[4]

同，其差异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中医学与西医学差异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历史现象。对于这一过程起决定或影响作用的，首先是两种医学循着两种不同思路，形成了解决医学内在矛盾的不同方式。这两种思路分别起源于古中国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此后东西方

59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16卷第2期

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孕育了这两种思路，技术条件和技术革命又分别强化了两种思路。[1]

中医学把健康与疾病理解为完整的“人”（即具有自然、社会、思维三种属性于一体的人）的正常与异常状态，其着眼点在功能，着

[1]

重点在人的整体。西医学把健康与疾病理解为人的躯体的有特定形态学表现的正常与异常状态，以解剖学为基础，其着眼点放在各种器质性改变，着重点在整体水平以下各个结构层次

[1]

和器质性改变中的各种具体的物理化学机制。医学与西医学这两种思路，一种属于系统论，一种属于还原论。[1]从思想渊源角度看，中医学的思路源于元气论，西医学的思路源于原子论。元气论认为世界源于气，气化的动力在于内在的矛盾。原子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运动的动力在原子外部。元气论的逻辑造就了中医学的整体观与系统论，而原子论的逻辑产生了西医学的分析思维与还原论思路。元气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塑造了中医学的有机自然观，使中医学强调整体、恒动、功能、天人相应，但中医理论的可证伪性较弱。原子论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形成了西医学的机械自然观，使西医学重视结构、局部、静态、分析，但西医理论的可证伪性较强。近代以来的技术革命使得中西医学的原有鸿沟进一步加深，西医学实现了与现代科技的接轨，走上了实验医学的道路，而中医学则顽强地坚持自身的学术体系，继续沿着经验医学的传统路径前行至今。

中医学与西医学迥异的体系，使中医英译过程中文化缺省的现象十分普遍。表达中医核心概念的基本术语，如元气、阴阳、五行、脏、象、精、神等，在英译时极难或根本找不到对应词。这种目标对等语的普遍缺失，使得中医翻译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话语体系再造与传播的过程。解决这一难题，需要译者创造大量新词并详加注解。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向目标语言输出中国传统文化。译语体系再造与传播，无疑陡增了中医翻译的难度，使其成为一门难以短期取得成效的事业。当前中医翻译事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中西医学体系迥异所造成的文化缺省。

二、医哲交融

如果说西医是以“技术科学”为基础和中介的“实证医学”，那么中医就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导的“道理医学”。正如著名中医学家任旭所指出的，“（我国）古代医学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紧紧依赖于哲学，甚至用哲学的语言和规律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理论可以不受解剖形态学发展的束缚而独立发

[9]

展。”因而，中医将中国哲学与医学药学融为一体。唐代名医孙思邈说：“不知《易》，便不足以言太医。”明代张介宾也说：“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艾，

[5]

咸寓尊生之心鉴。”由于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充满了对宇宙万物的哲学性思考和认识，于是大量蕴含浓厚哲学色彩的名词术语进入了中医学，

[8]

被用于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中医理论水乳交融的局面。如，“气”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被中国古代哲学家用来说明世界的本质。中医学借用哲学的“气”范畴，使得“气”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黄帝内经》使用“气”字高达近三千次，“气”的涵义也变得十分复杂。总体来说，“气”在中医学中是一个说明人体生命现象的概念，它既保留有哲学“气”范畴的基

[7]

本内涵和特征，又有自己的特殊涵义。再如阴阳五行学说，该学说起初并不是中医学自身的理论，而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哲学思想。古代中国医者借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并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与治疗，逐渐形成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理论体系，同时也形成了中医理论医哲交融的特点。

大量哲学用语进入中医学话语体系，一方面丰富了中医语言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哲学语言的抽象与模糊性，使得中医语言变得模凌两可、晦涩难懂，成为中医学基本概念歧义性的历史根源。因为那些哲学用语在哲学上的含义并未因其进入中医语言而消失，从而影响了其所承载的医学信息。如，“元气”、“气化”、“天人相应”、“神”、“精气”及“心主神”这样一些被中医语言所借用的哲学用语，其意义在中医学中就有多种解释。[3]中医术语的歧义性与模糊性，使中医语言具有强烈的人文学科色彩，无形中给中医译者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给目标读者增加了理解的障碍。因而，在中医英译的过程中，译者似乎必须遵循“医哲分离、意译医理”的原则，即尽量将哲学用语表达的中医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医学语言，坚持意译为主、传达医理的翻译原则。唯有如此，特定语境中的中医思想才能尽可能地消除歧义，接近现代科学术语严谨精确的要求。

60

杨勇萍：中医英译的文化障碍探析

三、文学表达

中医学并没有像现代西医学那样建立起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知识体系，而是建构继承了一个带有浓厚人文学科色彩的知识体系。事实上，中医经典著作都是以古代文言语体写成的，文体多样，亦诗亦赋，从而使中医语言具有浓郁的古典文学色彩。因而，医学语言文学

[2]

化成为中医语言风格的一大特点。中医语言表达的文学化，主要是因为古代医家多是“屡试不第”而弃文从医的儒士。因此，他们把比喻、类比、夸张和渲染等文学修辞手法运用到医学文章中，从而使其带有浓郁的文学与人文色彩。如《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

[6]

斗而铸椎，不亦晚乎！”“渴而穿井，斗而铸椎”是人们对没有预先防范风险的错误行为的形象说解。中医语言的文学色彩之浓烈，由此可窥一斑。

中医学的一个重要思维方法就是“取象比类”。《内经》及其它中医典籍广泛地将类比运用于阐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防治、方药、养生等诸多方面。《内经素问示从容论》：“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

[10]

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隐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类比”。因而，有学者认为，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隐喻在中医语言中无处不在。有研究表明，中医病因病机语言普遍运用了隐喻的表达手段，选择了“战争”这一结构隐喻来理解疾病过程，围绕着“疾病是战争”这个概念隐喻生成了一系列的语言表达。[12]隐喻的认知方式贯穿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及诊断学和治疗学的始

[11]终。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名篇《用药如用兵论》，用兵法讲治病之理，寓意相当深刻。他说：“古人好服食者，必有奇疾，犹之好战胜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与，药也设之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他一口气讲了十二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均以打仗的战术以喻之。他总结道：“孙武子十三篇，

[11]

治病之法尽之矣。”

显然，在解释一些深奥而且抽象的理论和术语时，类比、隐喻等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能够使表达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方便读者理解。但类比、隐喻思维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在增强话语表现力、阐释生动性、易理解性的同时，类比、隐喻话语的准确性必然受到极大

的影响。类比、隐喻等文学修辞手段的广泛运用，造成了中医学的语言表达与基本术语的模糊性、歧义性、非规范性等弊端。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不难看出，中医语言的文学化与科技用语力求客观、严谨、准确、简洁的要求格格不入。由于现代医学英语属于科学语体，要求术语专词专用、意义单一、语义明确，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而将文学化的表达排斥在医学文本之外。因而，在中医英译的过程中，若采用严格的直译法翻译中医文本，英文译本必然显得不符合现代医学英语的基本规范，从而造成译文语域异质化的翻译难题。若要解决译文语域异质化，笔者以为，李照国教授所提出的“薄文重医、得意忘形”之原则可能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亦即，中医译者应着重于中医医理的阐释，必要时摈弃中医源语的文学化表达形式。

文稿责编刘伟庆

参考文献

[1]黄建平,匡调元,祝世衲,张瑞军,李钟文,谢昭明.中西医比较研究[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2]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3]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

[4]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J].科学与哲学,1982(1).

[5]兴旺.中药如何克服文化障碍进入欧美市场[D].大连理工大学，2002.

[6]苏春梅.中医经典语言的人文性及其影响[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6).

[7]龙桂珍.中医英语的文化体现与遗漏[D].南京中医药大学,2007.

[8]李嵩岳.中医英译中文化缺省的补偿策略[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8(4).[9]林巍.“哲学理念”与“科学概念”间的梳理与转述——中医翻译的一种基本认识[J].中国翻译,2009(3).

[10]贾春华.中医学: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J].亚太传统医药,2009,5(1).

[11]殷平善,庞杰.中医治疗学中的隐喻思维[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1).

[12]谢菁,贾春华.中医病因病机语言中的战争隐喻》[J].中医药学报,2011,39(6).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