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梦路上演讲稿

　　曾经驻足在操场边上，痴迷地看着篮球在那群玩伴手里跳跃飞舞，活力四射，我却不能走近;曾经在月朗星稀的晚上，听着室友鼾甜的梦语，伴着他们幸福的睡相，我辗转反侧，难以入梦。

　　我的梦在哪里?我很迷惘。

　　父母寄予我太高的期望，他们希望儿子出类拔萃、卓然不群。我也曾有这样的心志，刻苦学习、心无旁骛;修炼品行，处处用心。可是当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微小失误连父母都不宽容，我的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倾诉苦闷的对象时，生活的色彩便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消失了。每天一样的饭菜，每天一样的课堂，每天走同一条路，每天都是灰色的心情。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平淡无味，我体会不到生活的乐趣。我是个孤独的行者!

　　考试以后，别的同学都如释重负，狂奔到球场释放青春的活力，我却一人独坐在教室，望着窗外秋意渐浓的景色，不禁悲从中来。成绩怎样不愿去想，只感到满心里都是惆怅、落寞、凄凉。毫无斗志、百无聊赖，只好选择去图书馆寻寻觅觅……一本一本，包容着智慧与思想，知识与真理的巨着呈现在眼前。我漫无目的，一册一册地翻阅着，终于一则故事牵住了我的目光：有一次一名新闻记者问大文豪萧伯纳：“萧伯纳先生，请问乐观者与悲观者的区别何在?”回答是富有启发性的：“这很简单，假如桌上有一瓶只剩下一半的酒，看见这瓶酒的人如果高兴地大喊：‘太好了!还有一半!’这就是乐观主义者;反之，如果对着这个瓶子叹息：‘糟糕，只剩下一半了!’那就是悲观主义者。”故事看完了，我思绪翻腾，我不就是那个悲观的人吗?

　　办完借阅手续，带着那本书走出图书馆，走在校园的小路上，仿佛身旁伴着无数智者。我微笑着与迎面而过的认识和不认识的老师或同学招呼致意，走到操场的一角，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来。夕阳将余晖慷慨地抛洒在整个校园，在这绯红的天幕下，眼前是一幕又一幕朝气蓬勃的画面。

　　许多的烦闷在那个傍晚烟消云散，我理解了父母对我的期盼，也明白了我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是矛盾冲突的，斗志又重新在心里点燃。我不是个孤独者，我是个追梦人，在追梦的路上，我重新把乐观装进行囊，将晚霞织成信心披在肩上。

　　奔跑在逐梦的路上

　　20xx年7月，第四轮“逐梦他乡重庆人”广州福建报道组辗转粤闽六个城市，经受住台风与高温的轮番考验后，顺利完成对十位精彩人物的采访。作为采访团队成员，我时常想，参与这一场规模空前的媒体行动，收获的不能只是在别人的逐梦路上开阔眼界，应该还有对记者自身的观照。

　　“我在重庆的时光只有一年多。当时八九岁，只因我母亲是重庆巴县人，‘八一三’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我们才举家回重庆逃难的。”耄耋之年的女指挥家郑小瑛在采访前给我发来了一封长信，讲述她为什么把重庆视为第二故乡。“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我们一家住在南山老君洞半山坡上的镇江亭里。镇江亭的二楼住着抗战七君子之一史良，来往的都是沈钧儒这样的民主进步人士，当然会对幼年的我留下爱国的印象，也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指示了方向。”

　　当我们面对面访谈时，说到重庆，老人激动不已。“我与重庆的感情离不开我妈妈。在当时她是‘放小脚’的先锋，是家族中冲破穆斯林不允许子女与‘外教人’通婚家规的第一人，还是现代女子体育的第一代教师。我遗传了她骨子里与生俱来的重庆性格，做事只会勇往直前。所以我经常说，我就是一个地道的重庆人!”

　　重庆的童年记忆，在郑小瑛的心里勾勒出家与国的轮廓。逐梦路上，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农民工杨贤洪制作的国防武器模型气势磅礴，我们叹为观止。他说，“反正一看到这些军事方面的武器，就特别爱好，无可救药，就是喜欢它!”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农民工本身的收入就不高，还花精力和财力去做武器模型、宣传国防教育，实在无法理解。然而二十年不遗余力地走来，他不仅做出了名堂，也终究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当初在你最艰难、连妻子都不理解你的时候，你靠什么坚持下来?”我问。

　　“我十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个小笔记本。他在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贤洪吾儿，希望你做暴风雨中的雄鹰，不愿你做温室中的弱苗。希望你像柳树那样，插到哪里都能活。’几十年过去了，笔记本早已不见，但是这句话却刻在我心里了。”

　　后来我发现，大多数逐梦者都是如此：在自己逐梦之前，内心深处的一些细节，已经注定了日后的成功。

　　杨贤洪当然也不例外。

　　带着大量的采访素材，我们回到重庆。二十天里，十个精彩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头脑风暴，其强度并不亚于采访途中遭遇的台风。和搭档写稿编片至深夜，那些精彩片段重又浮现眼前，他们的逐梦经历让我大呼过瘾。这种体验无比美好，是记者收获的一笔特殊的财富。 那些逐梦他乡的重庆人，那些令人感动的、敬佩的、难忘的面孔在我的镜头里，表达的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在各自人生道路上保持初心、不断前行的品质。

　　天亮后又有新的采访，前路是否遥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