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陵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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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0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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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10 04:39
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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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是宜昌市区的古称。得名之由缘于二说：一是《汉书地理志》所说：“夷山在西北”(《二十四史》(二)《汉书》，第1567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因此得名：一是旧志所说：水自此夷，山自此陵”(《东湖县志》(下)，第39页，1992年宜昌市档案馆摘编)，因此得名。得名之时却难以考究，但因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烧夷陵之事，其名便始见于史。
秦将白起烧夷陵之事，在《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但是，注家对此事中所讲“夷陵”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注家对《史记·楚世家》中所载“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之语产生了歧义。在对这段文字中的“夷陵”的注释中，刘宋裴咽在《史记集解》中引徐广曰：“年表云拔郢，烧夷陵。”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括地志云：“峡州夷陵县是也。在荆州西。”二位注者都把“夷陵”作为地名来理解。但是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则认为“夷陵，陵名，后为县，属南郡。”也就是说，白起所烧“夷陵”，不是城邑，而是陵墓。中华书局在编辑《史记》时，将以上文字断句为：“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将“夷陵”作为“先王墓”的同义并列词，在二者之间未用顿号断开(《二十四史》(一)《史记》，第1735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这表明中华书局的编辑者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倾向于《史记索隐》作者看法的。历史上也曾有人对秦将白起所烧“夷陵”到底是城邑还是陵墓这个问题作过辨析。清人吴省钦就曾写过《白起烧彝陵辨》的文章，试图对此进行辨析(《宜昌府志》，第993页，宜昌市档案局档案馆、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编辑)。然而在现代出版的《辞源》中，仍然认为“夷陵”是“春秋楚先王墓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败楚军，烧夷陵，即此。”“后为县名”(《辞源》(一)，第714页，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说，“夷陵”作为陵墓被烧在前，作为县邑地名在后。显然，仍是承袭《史记索隐》的观点。同样，在张正明主编的《楚史》中，也认为夷陵是楚先王墓的圣地(《楚史》，第320页，1995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那么，“夷陵”到底是陵名还是地名呢?辩析这个问题，并非是钻字眼，而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尤其是关系着我市始见于史的准确年代的问题。研究宜昌历史，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古代无论是冠以“陵”字称谓的地名，还是冠以“陵”字称谓的帝王墓名都不少。但并未因此而产生歧义。为什么偏偏“夷陵”这个称谓在历史上就会使人产生如此之大的歧义呢?关键在于在《史记·楚世家》中“夷陵”这个称谓是与“先王墓”并列在一起的。因此，要弄清“夷陵”是陵名还是地名的问题，要从辩析“夷陵”与“先王墓”是否一回事的问题入手。笔者正是在翻阅大量资料的过程中，透过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方才感到“夷陵”与“先王墓”并非是一回事。
大家知道，战国时期今宜昌市区不是楚国先王之墓的所在地。当时，这里地处边陲，是“楚之西塞”，并非是楚国的*中心。因此，不具备充当楚国先王之墓所在地的条件。事实上，直至今日在这里的地下考古调查或挖掘中都从未发现类似墓葬。20世纪70年*古工作者在今宜昌市区北郊的长江东岸黄柏河流注地区的前坪、葛洲坝发掘出43旧战国两汉墓，其中战国墓仅6座，主要是战国末期，很可能是秦占此地后的秦墓(《三峡考古之发现》，第382、383页，1998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而楚国先王之墓的所在地又并非称谓“夷陵”。当时，楚国的*中心是郢。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伐楚所拔之郢，就在今荆州市江陵正北的纪南城。这里显然具备充当楚国先王之墓的条件，同时，在考古中发掘出战国时期数以千计的中小型楚墓(高应勤《楚文化考古论文集》，第27页，199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在这里却从未有过关于“夷陵”这一‘先为陵名后为地名称谓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的王墓并不称“陵”。《辞源》在解释“陵”作为帝王坟墓字义时，引《水经注·渭水》曰：“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辞源》(四)，第3278页，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说，在汉代以前还没有称帝王之墓为“陵”的情况。而“夷陵”这一称谓在《战国策》中却已经有了记载。在《战国策》(卷六)《顷襄王二十年》中这样写道：“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国语·战国策》第57页，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战国策》虽为汉刘向所编，但该书是战国时期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有一些关于历史人物的史事记录，均属战国时期的作品。显然，其书中所列“夷陵”，指的是城邑，而不可能是先王之墓。因为文中是把“夷陵”与相关城邑放在一起的，并把拔夷陵与烧先王之墓分为不同的事件记叙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不止一次地记载了此事。除以上所述《史记·楚世家》记载的“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和《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秦拔我郢，烧夷陵”(《二十四史》(一)《史记》，第742页，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之外，在《史记·白起传》中同样记载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这件事(同上，第2331页)。尤其是在《史记·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曰：白起兴师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同上，第2367页)显然，司马迁是把拔城、烧城和辱先人作为三类事件记叙的。对此，北宋司马光也是信而不疑的，同样在《资治通鉴》中多处记载了此事。由此可见，秦将白起所烧
“夷陵”是城名而不是陵名，“烧夷陵”与“烧先王墓”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以上所引《史记·楚世家》中的那段文字应该断句为：“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
不仅“烧夷陵”指的是烧城邑，与“烧先王墓”不是一回事，而且烧夷陵中的“夷陵”指的就是当今宜昌的市区。对此，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作了极其明确的叙述。郦氏写道：在孤山上(指今宜昌市区江南的磨基山)“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后复曰夷陵。”(《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第502页，1995年岳麓书社出版)。同时，旧志也指出：“夷陵名始于国策，其地扼荆蜀之要”，“周秦以来无朝不被兵革”。“自周末白起入楚，彝陵始见于史。”(《东湖县志》(上)，第11、17、35页，1992年宜昌市档案馆摘编)对今宜昌市区何时称夷陵以及秦烧夷陵的背景都作了明确记载。尤其是旧志和《宜昌地区简志》中都记载有白起洞。指出：“白起洞位于赤溪上侧，相传秦将白起领兵攻楚时，兵过夷陵，曾在此洞驻军。清人诗曰：‘古洞连天赤，应悲秦灭楚。杜邮终伏剑，齿冷武安君。…(《宜昌地区简志》，第310页，1986年宜昌地区地方志编委会编)反映秦将白起兵入夷陵还有遗迹可寻。只是此洞遗址在兴建葛洲坝工程后淹没到黄柏河水底，但是作为秦将白起兵入夷陵的见证则是不可磨灭的。
总之，以上辩析可以看出，秦将白起所烧的“夷陵”，就是今宜昌市区的古称。公元前278年“夷陵”地名始见于史，它表明我市见诸于史的历史至2004年已达2282年之久。
古夷陵孔方畅想
夷陵故土——宜昌县，地*江西陵峡两岸，扼川鄂咽喉，控巴蜀要地，素有“三峡门户”之称，系川东鄂西货物集散之枢纽，为历朝*、经济、军事、文化之中心。千百年来，到夷陵经商贸易、奠基创业的商贾大户，悠游四海的迁客*人及达官显贵纷至沓来。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大江淘尽多少风流，但那落至夷陵故土的孔方钱却永存于世，流传千古。
在夷陵故土的芸芸集币爱好者的行列里，我只能算得上一位初出茅芦的新手。至今仅藏有铜、镍、铝、银和纸质币280种，1500多枚，其中有日本、越南等国的部分古币。这些古币从春秋战国刀币、蚁鼻钱算起，跨越2200多年历史，但精品不多，珍稀币就更少了。不过，每一枚出自夷陵故土的那些天圆地方的孔方钱，都是一部深沉的史书。20多年来，我总是在琢磨着“夷陵孔方观天下，下天孔方知夷陵”的个中道理。
前几年，在西陵峡畔一个不起眼的废旧收购店里，觅得一枚锈迹斑斑的古铜钱，椭圆形，正面凸起，背面平展，有器状阴文。经行家指点，方知是一枚战国时期楚国的蚁鼻钱，因钱面有似人面的阴文，又俗称鬼脸钱。手捧这枚钱，面对滔滔大江，一幅悲壮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面前：司马迁《史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手头这枚古币是否白起一把火后的残痕，现在无法考证。但这枚“鬼脸钱”，似乎确实记载了夷陵人的悲惨遭遇。
夷陵故土出土最多的古钱要数汉朝的“五铢”孔方钱。“五铢”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的一种铜质钱币。铢，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名称，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九斤为一钧（故有“千钧一发”之成语），四钧为石。五铢钱内方外圆，钱币上铸有“五铢”字样，其重量与钱文相符，故名。由于五铢钱式样规整，流通方便，盗铸不易，所以这种货币非常稳定，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以至于南北朝，随朝也偶有五铢发现。古夷陵地藏孔方钱硕丰。早在70年代初，宜昌县治迁至小溪塔，建筑轻工局大楼时，一次就出土了数千枚汉代孔方钱。有些游人在江边散步，偶尔也能拾到几枚孔方钱。夷陵故土的“汉五铢”为何甚多，索其根源，人们不得不谈起公孙述据蜀的历史。汉建武九年（公元34），公孙述为阻挡光武帝刘秀进川，举兵数万，乘筏出峡，在古夷陵隔江对峙的荆门和虎牙架起了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江第一桥，设下斗楼水障，好不威风。哪知后被岑彭所破，落得“西塞浮桥断，公孙霸业沉”的结局。公孙述桥断兵败，大量钱物遗沉江底，历史巨变，沧海桑田，至今人们在江边偶尔拾得几枚孔方古币，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透过那古钱孔方，倒似乎可看到古战场那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壮景，耳边那激战的号角与鼓嗓经久不息，手中的古币竟似某种历史的余热。
夷陵故土是三国古战场之一，这里不仅有关羽与吕蒙对拴过马的“对马山”，诸葛亮补过旗的“普（补）溪（旗）河”、刘备安营扎寨的“打望坪”等遗址，还有刘备留下来的遗物——孔方“五铢稚钱”。我与这枚五铢稚钱相识，还有一个小小的波折。同事们都知道我收藏古币成癖，下乡、出差偶有所得，便要给我带回几枚。前年，我的同事托人从樟村坪带回几枚古币。乍一看，全是普通清钱，便十分扫兴地把它们搁在一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这串钱中夹着一枚锈烂不堪的五铢钱，销加处理。查阅了钱币专家丁福保编的《历代古钱图说》，方知这是一枚反映三国时代夷陵风貌的珍奇古币，刘备所铸“五铢稚钱”。当晚，我躺在床上，想了许多许多。这枚孔方钱或许是张飞守夷陵的军饷，或许是刘备被陆逊战败后的弃物，也或许是孙权火烧连营数百里的残骸。至今，夷陵之战的趣闻仍被广为流传，那刘备留下的遗物五铢稚钱，即是夷陵之战历史强有力的实物佐证。
“开元通宝”孔方钱也是收集较多的古币之一。这种钱系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所铸造，由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字。 “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清顾炎武认为：“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后来算家不便，乃十分为两，而有钱之名”。这种钱比汉武帝发行的“五铢”钱更为实用、方便，一直沿用到清代宣统年间，久用不衰。“开元通宝”似乎记载了“诗仙”、“诗圣”们的古夷陵的行吟和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年间贬任夷陵县令的遭遇。当年，诗仙李太白不仅吟有“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表明他乘船路经夷陵，而且还留下《秋下荆门》、《渡荆门送别》、《荆门浮舟望蜀江》等诗篇，在这里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诗圣杜甫的《群山万壑赴荆门》、《虎牙行》等诗篇也十分脍炙人口；白居易的《白狗次黄牛》及《三游洞序》，也是人们有口皆碑的名篇。
夷陵故土地灵人杰。众所周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于宋景佑三年（1036）被贬任夷陵县令。这个县太爷到任夷陵后，便体察民情，发展经济，为黎民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当时，用“景佑”这个年号铸造成的“景佑元宝”孔方钱，有真、篆二体。细细品味这套有趣的“对钱”时，欧阳修在夷陵的业绩，他“西陵山水天下佳”的诗句便历历在目。夷陵故土培育了而立之年的欧阳修，使他成为一代宗师，夷陵人也十分珍爱“景佑元宝”孔方钱。
宜昌县鸦鹊岭文畈人、南明宰相文安之，是我国历史上铸币大师之一。文安之(1582——1659，字汝止， 号铁庵）官至熏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师、督师经略川、秦、楚、晋、豫，调督熏恢剿各路兵马钱粮，特赐莽玉金章及上方宝剑，兼吏、兵二部尚书。文安之是抗清护明的杰出人物。他的《龙泉晓发》、《咸池采石歌》等文学作品，讴歌了夷陵人民勤劳朴实，表达了他对故乡父老兄弟的思念之情。他在辅佐永明王料理朝政时，曾铸造了一种“永历通宝”孔方钱。这种孔方钱的大钱要相当于*时期“当一百文”的铜元，背面有“壹分”二字，是不可多得的钱币珍品。其铸造技术十分精湛，文安之所铸造的“永历通宝”孔方钱被夷陵后裔及至中华民族的集币迷视为珍品，不惜以重金争取收藏。我近年承蒙币友厚爱，终于在安之的家乡收集到了两枚十分精美的“永历通宝”孔方钱，甚幸，甚幸！
明洪武18年(1385)3月，明太祖朱元璋选进士入翰林， 夷陵籍（今栗子坪赵勉河人）的赵勉在丁显榜中考中甲科进士，不仅轰动当时的夷陵故土，而且名噪京都。后来，赵勉又奉诏官居户部尚书要职，受到朝廷的重用，成为朱元璋的宠臣。“洪武通宝”孔方钱就是赵勉赴京赶考时用过的钱币。赵勉中榜后，心喜若狂，为答谢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将节衣缩食的零花钱寄回夷陵。至今，他的家乡还流淌着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溪河——“赵勉河”。1990年春，赵勉河畔的乡亲正忙于整田播谷种。我正帮一农户搜拾栏粪时，偶尔在猪圈的墙缝里发现几枚“”洪武通宝”孔方钱，虽然绿锈斑斑，但古币的孔方轮廊十分分明，字迹也很清晰。至于这些古铜钱是否由赵勉亲手所传，我不在乎，只要在赵勉的家乡所得，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那天黄昏，我坐在赵勉河畔的赵勉古树旁，手捧“洪武通宝”思索着赵勉的历史，竟忘我了。
是的，三峡一带良好的自然生存条件，使大江上下古文明在这里得以交融。中堡岛（长江三峡大坝的坝址）、杨家湾等多处遗址考古发掘的古币等文物，上述的一切表明，夷陵故土不仅是楚国早期文化的发祥地，而且还记载了新石器时代的夷陵故土宜昌县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商代奴隶社会的历史过程。数千载历史数千个春秋，全在这孔方古币的方寸之间。
夷陵的地理位置及沿革。夷陵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这里扼巴楚咽喉，控川鄂门户，是著名的古江关。夷陵，其名始于《国策》，是我国古时楚邑。据《前汉书·地理志》载：夷陵城西北十五里有夷山（即西陵山）而得名。又据明代《夷陵州志》载：江水至此而夷（即平缓），高山至此而陵（即渐平），故称作“夷陵”。《宜昌府志》曰：夏、商、周三代，夷陵为古荆州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夷陵置巫县。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改夷陵为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又改临江郡为宜都郡，领宜都（今宜昌）、秭归、枝江、夷道（今宜都）等四县。三国东吴皇武元年（公元222年）改夷陵为西陵郡，亦称宜都郡。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年），改置为夷陵县。南北朝时，宋、齐皆称宜都郡，领夷陵、亻艮山（今长阳）、宜昌四县（夷陵县西境一百里流头滩下别置宜昌县，至唐始改夷陵县）。梁称宜州，西魏改名拓州，后周改为陕州，领夷陵、宜都、长阳、远安四县。隋改州为夷陵郡，仍领原四县。唐初仍为夷陵郡，到乾元二年（公元761年），复将夷陵郡改为陕州，仍领原四县。五代时，始属前蜀，后属南平国，复原名为陕州，宋初仍为陕州。到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改陕为峡，故名峡州，仍辖领原四县。元代置峡州路，明初改为峡州府，领夷陵、秭归、巴东、宜都、长阳、远安六县。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为夷陵州，仅领宜都、长阳、远安三县。清初仍为彝陵。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彝陵州为宜昌府，将彝陵县改置东湖县，共领东湖、长阳、巴东、长乐（今五峰）、兴山五县和秭归、鹤峰二州。辛亥*后（公元1912年）改东湖县为宜昌县。后，将宜昌县城区及近郊划设宜昌市（省属）。1953年宜昌市改为地辖市。宜昌县*驻地于1971年由宜昌市区迁至小溪塔。宜昌市于1979年划属省辖。1991年宜昌地、市合并，宜昌县属宜昌市辖县，2001年6月，经*批准，撤销宜昌县设立夷陵区，为宜昌市辖区。
宜昌县一般认为是晋武帝设立，《南齐书》就有关于“宜昌”的记载。《隋书》载：宜昌隶南郡，有丹山、黄牛山。《水经注》载：江水所经过夷陵县南，东迳宜昌县之垂灶下。又东迳流头滩、人滩、黄牛山、西陵峡。郦道元注：县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与夷陵对。袁山松《宜都记》曰：渡流头滩十里，便得宜昌县。
古宜昌县应在今三斗坪黄牛峡以上，太平溪黑岩子以下，晋武帝所设。县治（衙）在长江南岸，江北为夷陵县所辖。当时宜昌县和夷陵县并存，到唐乾元二年（公元761年），才将宜昌县和夷陵县合并，统称夷陵县。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又将夷陵县改名东湖县（因湖得名，东湖在今市区铁路坝与葛洲坝宾馆一带），辛亥*（公元1912年）后改东湖县为宜昌县。“宜昌”一词的含义，有人说是属于愿望性的名称，即“宜于昌盛”之意。
由此可见，夷陵在见诸《国策》、《史记》等记载的2280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宜昌作为县名，仅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至唐及辛亥*以来90年时间内存在。而其他时期基本上一直沿用夷陵之称谓。*关于撤销宜昌县设立宜昌市夷陵区的决定，既符合夷陵历史发展的轨迹，又适应现实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夷陵人民众望所归。
古夷陵历代战争概述。由于夷陵扼巴楚咽喉，控川鄂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所以战争连绵不断。据《左传》记载，楚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秋，楚灭夔，其中包括有夷陵的属地。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发兵攻打西南和东南临国。其西北部附属国庸国（今竹山县一带）联合麇（音群，qun,今陨县以西）乘机叛楚。楚向秦、巴求援，楚、秦、巴联军于临品（今均县）会战，大败庸军，麇军倒戈。于是楚人、秦人、巴人就联合消灭了庸国。秦得庸北、楚获上庸之地。为谢巴国，楚将鱼尾（今奉节县）割让与巴。从此巴国打通了长江三峡西部的门户——夔门。据司马迁《史记》载，周赧王三十七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白起率领十万大军攻楚，由北南下，连克邓县等五城，次年占领鄢郢（江陵）。楚军屡败，不能再战，楚襄王*迁都陈（河南淮阳）。秦已鄢郢为南郡。为巩固南郡，白起派副将率兵五千，西击夷陵西塞，将楚军打败，使之逃至西陵山中。秦军为防楚军偷袭，用火将西塞军营和民宅350余间化为灰烬。西陵峡至今尚存白起洞遗址。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公孙述遣田戎、任满、程汛将数万人下江关，复据夷陵。在荆门与虎牙之间架起万里长江第一桥。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从津乡发兵，因风纵火，烧毁桥楼，收复失地。三国时期，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吴蜀夷陵之战。《三国志》曰：章武二年（公元222年），蜀汉刘备为关羽报仇，率大军沿三峡而下攻东吴，从巫峡建平（今秭归）至夷陵，列营数十。吴将陆逊利用顺风纵火，大破蜀军四十余营，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不得不返回白帝城，次年郁闷而死。吴太元元年（公元251年），荆州刺史王基袭击夷陵的步协。步协闭门自守，王基收集了三十余万斛（音湖hu，量器名，古时以十斗为斛，后来又以五斗为斛）米，以强大的攻势将其击败，俘虏了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移其降民置夷陵县。《魏书·王基传》解释说，当时夷陵仍归吴所辖，在魏地另外设置县，安置从吴地来降的百姓，命名为夷陵县，以显示其强大的武力。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变降晋，吴镇军大将军陆抗督师*，平定叛乱。吴永安七年（公元2年）七月，魏将军胡烈侵西陵。胡烈率步、骑兵二万侵西陵以救蜀巴东太守罗宪（蜀汉已于前一年十月亡国降魏），吴国陆抗等引军击退。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始我国历史上三分一统局面的关键一战也发生在夷陵。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王浚的楼船发自成都，攻破吴丹阳（秭归）。夷陵镇军于险渍要塞之处，暗设铁锁截之。又作铁锥丈余长，抗拒行船，被王浚的部属羊祜（音沪hu）获吴间谍后识破，二月攻克西陵，俘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音曲qu），西陵监郑广等。刘禹锡叹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五月，武陵王萧纪叛变，自蜀东下，经过西陵，与梁军作战，遭到失败，梁将军樊猛追击萧纪，将其斩首。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军元帅杨素屯兵狼尾滩，与荆门山的*吕仲肃对垒，于磨刀涧守险。起初隋军大败，死者五千。*尽割其鼻报功请赏。后来隋军经过休整，士气大振，屡捷。每俘*之士，一律横砍为三截，以图报复。从此结束南北朝局势，隋军平定天下，祖国江山统一。《唐书》载，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九月，李靖乘船攻打夷陵，萧铣派文士宏带领数万士兵扎营清江。李孝恭准备反击，李靖劝阻道：“不可这样。文士宏部下都是健将勇士，现在我他们才放弃了荆门，积蓄力量向我们进攻。他们强大，势不可挡。我们应该驻兵南岸，等待他们气衰，再去进攻。”李孝恭不听，留李靖驻守，亲自前往参战，结果大败而归。对方的船只到处乱抢，李靖见其混乱，便派兵出击，大获全胜。乾德二年（公元965年）冬，皇上下令*蜀地，刘光毅为归州行营，前军副部署曹彬为都监。峡中郡县部属诸将攻城，以满足军饷。唯独曹彬不同意，因而遏制了事端的发生，稳定了军心。于是在西津口斩敌首级三万，缴获船只十余艘，受到皇上的褒奖。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刘超占领荆南，派兵侵犯峡州。《元史》载，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四月，阿里海牙攻破沙市，派兵守峡州。帝喜，大宴三日。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十二月，答十八都鲁（又驿名达实巴图尔）攻峡州。先是州城为徐寿辉党（陈友谅）所陷据。十四年正月，破“伪将”赵明远于木驴寨，收复峡州。《明史》载，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李自成占领夷陵、秭归、巴东等地，并攻破夔州。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夷陵，围攻李自成。崇祯十五年（公元12年）十二月，李自成攻陷夷陵，并派部将马守应镇守夷陵。崇祯十六年（公元13年），李自成部属蔺养成、牛万成镇守夷陵。崇祯十七年（公元14年），军老回回屯兵夷陵。三月初八至十九日，张献忠军占领夷陵城。《清史稿》载，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吴三桂兵犯夷陵，掘壕安堑与清军相持六载，至十九年兵疲意阻，潜行逃窜，未几而殄灭无遗。康熙十九年（公元1780年），副都统张长庚统领汉军1000名至夷陵镇守。户部郎中额尔格图、吏部郎中范承勋各弛驿赴夷陵，督催官兵进剿四川之滇逆。雍正九至十三年（公元1731——1735年），清军西征准噶尔，调夷陵镇中、左、右三营兵200名，赴陕随营进剿，十三年还营。该年六月又调前营官兵赴贵州协剿镇远“逆苗”，事竣还营。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小峰独石寨一带仍为中营辖区。清*调遣前营官兵4000名协剿湖南城绥逆苗。宜昌镇标四营（中营、左营、右营、前营）派骑兵30名、步兵50名、守兵320名，由夷陵镇军马大用总统领。中营游击郑昂随往。转战后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二月十八日行至重庆，奉命班师回营。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清军以独石寨相对的白洋坪为宜昌标左营汛地，知县何学青派左营千总明亮、吉祥泰领兵攻打军。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白莲教从兴山进入夷陵，驻营雾渡铺（小丰独石寨、双丫寨和九头寨等历代属雾渡河所辖，1975年撤区并社才归小丰，现属黄花乡）。宜昌镇中营（与前营、左营、右营等千总比，中营实为大本营）把总高国勋战死于雾渡河。清嘉庆以来，农民军四起。夷陵故地以李自成之孙李来亨为首，活跃于兴山、夷陵一带，尤其是白莲教组织，在三峡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据同治三年（公元18年）《东湖县志》所载，清*战死于*军的千总首领达17人，兵勇达1500余人（不包括未载册的普通士兵）。
这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著名的“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石牌保卫战的军事重地。石牌保卫战由蒋介石亲自布署，陈诚将军临阵指挥，对于捍卫当时的*陪都重庆，具有决定意义。虽然日军已攻至西南地区贵州之独山，却未能拿下战略要地石牌。石牌保卫战的遗址至今尚存，多处发现战壕、炮台和碑石。据碑刻载，曾驻防此地的*30军31师是“血战台儿庄”的主力部队。石牌也是“血战台儿庄”的主要纪念地。
古战场遗址遗迹遗物。夷陵古战场遗址遗迹主要有小峰古兵塞群落、白起洞和江南48洞，这是历代战争屯兵和制造武器的要地。古兵塞遗址遗迹在长江西陵峡口北岸，位于宜秭公路25公里处的夷陵小峰
参考资料：http://www.5210.cn/yl/view.asp?id=16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