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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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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是左翼文学理论家,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

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扩展资料: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鲁迅与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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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乃超和鲁迅一样,极其反感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的一些主张。

1930年2月,他在蒋光慈等主编的《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阶级社会的艺术》一文,批驳梁实秋的某些观点,其中说:“无产阶级既然从其斗争经验中已经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更进一步意识其历史的使命。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冯乃超站在普罗大众的一边,具有道德上的天然制高点,奉送给梁实秋的这顶帽子,并没有经过学理上的推理与论证,所以说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只是逞了一时口舌之快,纯粹是道德上的一厢评判,该定义并未在事实和逻辑上坐实过。


鲁迅加上两个定语:

“这一点”就是现代文学论战名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争又从梁实秋和冯乃超之间转回到鲁梁,鲁迅在梁实秋的原题上,新添了两个定语“丧家的”和“乏”。

鲁迅无法根据定义证明梁实秋属于“资本家阶级”,所以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只是剑走偏锋,辛辣挖苦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自己都不知道主子是谁,不是丧家是什么?话已至此,思想分歧和文艺理念冲突已在其次,意气之争则占了上风,鲁梁论战以鲁迅高踞普罗大众的道德制高点发出的嘲骂而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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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二心集》,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全文如下: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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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就懂了!追问可是梁实秋不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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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狗”、“丧家的”、“乏”,这三个词是一个递进而“骂”的过程。在这场有关普罗文学的战斗中,由于鲁迅站在普罗一边而梁实秋相反,交战伊始,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就由立场划定了,剩下的就是战斗的手段。
  在正义的旗帜下,战斗的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制胜。鲁迅使用的当然是骂的手段,在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这种骂充满了道德正义感。由于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文*动和*当局反*文化围剿的背景下展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被赋予强烈的*气息。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充满大量*语汇,左翼色彩十分强烈,和鲁迅之前与新月派的论战风格大相径庭。论争双方因为竭力想将自身从潜在的**和*裙带中解脱出来,不惜意气用事,甚至实施局部的人身攻击,使论争的本来面目变得愈加复杂难辨。鲁梁论争以对梁实秋贴上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标签而结束,在论战的过程中,鲁迅与梁实秋相互之间的感情事实上都受到了伤害。
  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并从逻辑上反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思维,“有一种简单的论理学:非赤即白,非友即敌,非*即反*”,非赞同左翼,即“走狗”。
  冯乃超给梁实秋扣上“资本家的走狗”这顶帽子后,鲁梁论战开始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意气的成分加重了。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新月》上看了梁的文章后,愉快地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当然,鲁迅对冯的文章也未必满意,觉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因此,决定自己“来写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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